谁塑造了现代经济学,又是谁说学经济只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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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7月26日,时年81岁的Samuelson被授予国家科学奖章。奖章的带子太短,年迈的大师戴了两下没有戴上。过来帮忙的克林顿打趣称,那是因为Samuelson的头脑过于巨硕。

来源:Karen Ilse Horn 格致出版社

转载:计量经济圈


这是萨缪尔森全集第七卷收录的一篇访谈。为了勾勒现代经济学的进步历程,作者在2007年6月4日采访了一代宗师保罗·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当时已经92岁高龄。透过这次访谈,我们可以窥见萨缪尔森的个人生活和智识发展史,以及他在圆熟之年对经济学现状、政府政策和同行的看法。对自己一生的对手米尔顿·弗里德曼,萨缪尔森给出了直言不讳的评价。访谈之前的萨缪尔森生平简介也干货十足,精要总结了这位塑造当代经济学的巨人无比精彩的一生。

Samuelson因"科学发展了静态和动态的经济理论,积极提升了经济科学的分析水平",被瑞典中央银行授予了197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Samuelson其人


MIT就坐落在查尔斯河的北岸,与波士顿隔河相望。不过那差不多是人们对这个地方能说的唯一好话。大多数建筑都见证过更美好的时光。斯隆商学院也毫不例外,虽然许多经济学明星在这儿有他们的办公室,其中就包括Paul A. Samuelson。Samuelson就坐在Robert M. Solow的隔壁,Solow是Samuelson在宏观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全职陪练。Samuelson的小隔间比别人的稍微大那么一点点,但其窗户实在是需要清洁一番了,破损的家具看上去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没换过似的,包括那部大块头的灰色电话机,其铃声也是过时的那种。在秘书Janice Murray掌管的前厅,墙上挂了一系列相对较新的体育照片。从这些照片可以看出,聚在这里的人都是怎样的运动健将:Janice Murray,拳击;Robert M. Solow,航海;Paul A. Samuelson,网球。然而此刻,这位矮个子的、身体羸弱的92岁老人Samuelson,他的身体几乎都被办公桌挡住了。他热情地欢迎我的采访,我们立即就谈了起来。


Robert Solow,Samuelson的全职陪练


Paul Anthony Samuelson当然是最令人肃然起敬的诺贝尔奖得主之一,极为敏锐、诙谐、戏谑、谦逊,但总是带着对别人的严厉评判,雷厉风行。于1915年5月15日出生在印第安纳州加里镇,作为犹太药商的儿子,他就读于芝加哥的海德公园中学,从16岁起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然后转读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哈佛大学。他在哈佛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同时获得"初级研究员"职位,并于1941年获得博士学位。他受到Wassily Leontief、Joseph Schumpeter,尤其是Alvin Hansen(他是John Maynard Keynes的著作在美国的普及者)的强烈影响。他在1940年25岁时收到MIT邀他去担任助理教授的聘请,鉴于哈佛未增加薪资,也许如人怀疑的那样是哈佛反犹的缘故,他接受了聘请。在战争期间,Samuelson任职于美国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战时生产委员会和战争动员与重建办公室。他于1947年获得了MIT的终身教职,并开始创建如我们今天所知的MIT经济系。他还为美国兰德公司、美国财政部、北约,以及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等历任美国总统工作。他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顾问。他是一位多产作家,作品几乎涉及经济学的每个领域,已经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分析基础》和《经济学》(原注:此书已被翻译成41种文字,总共销售超过400万册,现已出到第18版。1985年之后,此书由Samuelson与William Nordhaus合著。),以及数百篇论文,在他年富力强的岁月里几乎每月一篇。他获得过哈佛大学1941年度大卫•威尔斯奖、美国经济协会1947年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以及1971年度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奖章。


他用自己那颗永不停歇的头脑探索几乎每个可以想象得到的经济学领域,并向这些领域贡献了基本概念和理论。例如,通过解释有利交易的条件,展示保护贸易主义趋于提高一个国家相对稀缺生产要素的实际工资,而开放国界则有益于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他在贸易理论等诸多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消费理论方面,他从人们在购物时表现出来的"显示性偏好"推导出需求曲线,而不是在本来无法观察的边际效用上面浪费时间。在资本理论方面,他展示了如何处理异质资本品的方法。在增长理论方面,他提出了"高速公路定理"(turnpike theorem)来描述最优增长的条件。他为动态理论和静态分析提出了弥补静态与动态理论之间缺失一环的"对应原理",该原理有助于理解外部均衡的情形。在商业周期理论方面,他创建了加速数-乘数模型,让商业周期现象能以非常简单的方式得以理解。在公共财政方面,他展示了公共物品的最优税收该是什么样子。人们也许想要把Samuelson的方法称为是折中的,但那没抓住要点。更合适的说法应该是--他自己就是这样说的--他是最后的通才之一。他的研究议题范围之广是因为他的天赋,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他着手开始时,经济理论尚未多元化。他始终活跃于经济学刚刚开始枝繁叶茂--而且是他本人使然--的一个时代。


有趣的是,当论及Samuelson是否创立了属于他自己的思想流派这个问题时,外部和内部的观察者们便产生了分歧。鉴于Samuelson研究方法的通用性及其利用每种工具的非教条方式,有些人就否定这一点。然而,我们的观点是,他的影响已经极为巨大,这是因为,Samuelson已将他的一个主要的基础性创新,应用在了他涉及的每一个领域之中。这个创新就是程式化和数学化,诚如诺奖委员会所言,他"积极提升了经济科学的分析水平"。在这方面,Samuelson已经证明不仅是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经济学家之一,而且是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通过论证所有经济行为能以某种最大化问题的形式加以研究,他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说句公道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现代经济学就是Samuelson学派的经济学。曾经更加依赖语言描述、文学性更强、与古典哲学有密切联系的经济学,现在变成了更加注重严格推导、更数学化的学科。这一发展看来是不可逆的。失去的东西,或许令人惋惜,但我们必须承认,数学化的理论已经在思想市场上胜出。经济学界不再满足于内省的哲学方法;人们呼唤一种更具体、更精确,能够服务于国家行动的经济学。

Samuelson推动了经济学的数学化


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经济学界已经产生了对这样一门以揭示准"自然"规律为宗旨、更有助于政治行动的硬科学的需要。正统经济学在的当时的现成工具对大萧条似乎没提供令人满意的解答。如Samuelson本人指出的那样,大萧条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仍把它视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灾难"。当时的严重情势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理论体系:它或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济的失衡,或者可以解释长期失业条件下的经济均衡,能做到后一点更好。为此,美国经济学界不仅优雅地赶上了因Keynes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而发源于英国的新潮流,而且开始寻找能使分析更加精确的工具。考虑到这一愿望,数学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直接选择。Samuelson确实把Keynes当作自己效法的主要榜样之一,虽然如他在别处所言,在《通论》刚出版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即喜欢上它",因为它与新古典均衡理论不相符。他即刻着手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把Keynes的洞见融入均衡理论。这后来被称为"新古典综合"。在这样做的同时,他创建了一种新的学说,一种新的经济学主流。


Samuelson以人们也许想要称之为美国自由主义的方式来看世界。他的个人生活和工作经历让他深信,最佳的经济体制有点像"第三条道路"--那是自由市场与积极集体选择之间的混合,避免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极端。大萧条使他永不再迷恋"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他因此赞赏罗斯福总统,因为他的"新政"结束了大萧条的灾难性影响,并在美国建立起了一张社会安全网。在Samuelson看来,"自由放任"就是意味着国家不承担责任。在他看来,完全的自由至上主义是一种误导人的哲学。市场永远不是完美的,Samuelson喜欢提出这样的警告。在一篇晚近发表的论文中,他通过数学显示,存在自由贸易无法给所有人增加福利的情形,这再次使整个经济学界哗然。他的论文因未把技术进步考虑在内而遭受大量批评,但他的警告还是激起了特别的兴趣,因为一些美国人越来越怀疑来自中国的强劲竞争。Samuelson表明,虽然普通消费者受益于这种竞争,但美国国内的一些群体,尤其是那些职业能力较低者,可能无法在竞争中胜出。然而,Samuelson并不像一些游说者那样,鼓吹通过保护主义减缓全球化的步伐;相反,他主张某种补偿:赢家应该与输家分享自己的获益。


变革时代中的经济挑战、经济学作为一个科学领域的演进,以及个人的经历,这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经济理论的进步。Samuelson的道路对此给出了一个完美的例子。这三条线是相互关联和互相影响的。Samuelson的方法源自令人困惑的大萧条时代,他的童年就在该时期度过,因此他渴望理解他的时代和社会,虽然他的家庭背景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家庭。无论如何,Samuelson发现,经济学不容易给出让人满意的答案。他在经济学领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展示了通向数学化之路,也引发了新的论辩,而正是这些论辩推动着理论的持续完善。这为学科的发展带来了独特的活力。Samuelson自己也承认,他的大多数研究最开始只是一个话题,他只是想把别人的某篇文章彻底搞清楚。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Samuelson提供了让经济学走上现代轨道的数学工具,然后再漫不经心地观望那之后产生的影响。从这次访谈中我们可以一再看到,他似乎只对Milton Friedman做出反应,这个既让他气恼,又给他灵感的人物。一个人要有一个跟他相互抗衡的对手,这似乎是智力进步的辩证法。


访谈


Horn:Samuelson教授,请告诉我最初是什么使你转向经济学。您儿时的教养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让我们回到您的孩提年代。


Samuelson:我一开始就是个聪明小子,我跳级。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在童年时就有极大的自信,大部分是不劳而获的。就因为我数数比教室里的其他任何人都快,我认为自己可以成为譬如很棒的电台播音员。我认为自己将在想做的任何事情上取得成功。那当然是荒谬可笑的。好,我有一个给了我许多鼓励的家庭,我有一个聪明的哥哥,作为后见之明,我还得说还有一个聪明的弟弟。我的堂兄弟姊妹们就不见得那么聪明了。实际上,从17个月到5岁半的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比较特殊的:我有一半时间是在我现在不得不认为是寄养家庭的地方度过,那是位于波特县的一个农场,紧挨莱克县,离我的出生地印第安纳州加里镇不远。


Horn:为什么会送去寄养?


Samuelson:那是件我从未弄明白的事情。原以为可能是场灾难,但却压根儿不是。在整个这段历险期间,我每天花费一美元用于伙食、住宿和来自某位非亲非故者的爱。我从母亲那儿得知这一切,当时她已耄耋之年--我之前从未对此有过好奇心,但那一次,我们需要有事情可谈。当时的背景就像是19世纪晚期新教徒的美国农村环境。没有屋内管道,夜壶放在墙壁上的阁子里,没有电。那意味着天黑时你得用油灯。但在那些油灯旁看书阅读一点也不好玩,因此最终你就得早早上床睡觉。我无法认为能从那样的环境获得大量的精神激励。对比之下,我的弟弟Robert,他是哈佛大学前校长Lawrence Summers的父亲(原注:Summers一家改了自己的名字,以免遭受反犹歧视。),他和他儿子每天花大量时间讨论经济等问题。我认为Milton Friedman和David Friedman父子也同样如此。如果你跟David Friedman交谈,他会说他从未受Milton的影响,但实际上,David Friedman就像Milton的二次方,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我的情况根本不是如此。


David Friedman,Milton Friedman之子,他父亲的"二次方"


Horn:谈谈给了您许多鼓励的父母?


Samuelson:我的父母亲双双来自波兰的同一个小地方,位于立陶宛与东普鲁士之间。如我后来了解,我母亲追随我父亲--她的嫡堂兄--来到美国。我父亲漂洋过海,在纽约地区短暂停留后去了中西部,成为一名注册药剂师和药商,并有了自己的药房。不走这条路的话,他有可能会去上医学专科学校,这在相对较穷的移民中很常见。1912年,我的父母亲从芝加哥私奔到威斯康辛州的肯诺沙市。


Horn: 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Samuelson:他们不得不那样做,因为他们是嫡堂兄妹,我已在前面已提到过。在那个时期,他们在伊利诺斯州结婚是违法的,但在威斯康辛州就不是。那就是为什么我有六个指头的原因,你看(被自己的玩笑逗乐了)。我的父亲有两三件事很擅长,例如代数。他确实跟我讨论过代数。不过我们不谈论世事。

十指交错的Samuelson


Horn:因此您骨子里就有某种对数学的喜好,可以这么说吗?


Samuelson:可以这么说。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就已经会解联立方程了。


Horn:您母亲的情况怎样?


Samuelson:呃,我母亲在当时那个年代肯定算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在她那种环境里,没人会指望一个女人受很多教育,而她精通法语和拉丁语。我不知道她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想她的家庭比她周围的其他家庭要稍微宽裕一些,因为她的祖父差不多在19世纪中叶南北战争的时候来的美国。他起初大概是做小贩,把家小留在故国,把挣的钱都寄回去。那个时候很多移民都是这样。他后来成为一名小麦商人。我母亲这个人对事情重要与否的判断,受到其家庭富裕程度很大的影响。我还认为,她是个早熟的女性活动分子。她不喜欢操持家务。那也许就是为什么我小时候去了农场的一个原因。也许我还很挑食。不管怎么说,她的厨艺很糟。这完全可以理解。


Horn: 当时的经济环境怎么样,又如何影响了您?


Samuelson:我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景气时代中。实际上,我生在一个边陲小镇,一个新兴城镇,即加里镇,那儿有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厂。在我出生之前十年,那儿是一片沙丘。作为一个依托大公司而建立的城镇,它拥有真正优秀的学校体系。顺便提一句,Milton Friedman的情况碰巧也是如此。他出生于布鲁克林区,但他们住在新泽西州的罗利,那儿一点也不像个城镇。他们那儿也有良好的学校体系。当我们后来搬家到芝加哥之后(此前在佛罗里达暂住了一段时间),我也上了好学校。该城市对于我的宏观经济学背景也非常重要。不管怎样,我要说的是,我能够在自己周围感觉到1914年战争爆发所带来的景气。我们不参与战争,但同盟国都购买钢材,因此钢铁厂整个星期的每个小时都在开工,你可以看到那熊熊炉火。男人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星期7天连轴转。他们大概每小时可以挣到1美元。人口主要来自东欧和中欧。我们称他们为"斯拉夫人"。他们实际上是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捷克人和波兰人。在另一方面,还是在我小时候,我已经经历过百亩农场的繁荣。战争提高了谷物的价格,凯恩斯乘数起着作用。当然,我后来也在战争结束时经历了景气的反面,那时出现了下一轮景气来临之前的急剧、短暂的不景气。另一个关键是,我们一家于1925年搬到了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海滩,因为当时那里的土地价格出现了巨大的泡沫,我们自以为去那儿可以大捞一笔。我们没看出泡沫行将破裂。你知道如何在佛罗里达不动产上发笔小财吗?你要先有一笔大财(笑)。因此,我们家从一战的繁荣中积累起来的相对富裕的家底逐渐耗散。那就是我经历过的事情,它留下了不灭的印记。


Horn:您的求学经历如何?


Samuelson:从佛罗里达回来后,我就读于一所好的芝加哥公立学校--海德公园高中。我在那儿上了非常好的数学课程。我遇到一位很棒的数学老师Smith女士。她差不多每天穿着同样的衣服,终身未婚。她后来留下了1 000万美元给她的母校芝加哥大学。我听到那消息的时候非常惊讶。当我打听此事的时候,听说那不过是因为她的股票经纪人太厉害。不管怎样,甚至在我按部就班从海德公园高中毕业之前,我就已经可以到离家只有两英里远的芝加哥大学去听课。我从没想到过要像今天的年轻人那样,上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康奈尔,或者其他哪所大学。1932年1月2日,我走进了芝加哥大学,走进了我的第一个讲座课堂。我当时只有十几岁。我真的可以说那一瞬间我重生了。我听到的实际上是一位社会学教授的讲座,内容是关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原注:在2003年的论文《我如何成为经济学家》中,Samuelson解释说,那天的讲座是关于马尔萨斯的理论:人口会像兔子那样繁殖下去,直到每英亩的人口密度使其工资减少到最低生存水平上,此时,增长的死亡率逐渐与出生率持平。)讲座非常有趣,听上去是那么简单,我总觉得没真正听懂这堂课,它必定要复杂得多。但它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复杂。实际上,我迟了一个学季。著名的芝加哥核心课程中的经济学课,已经在第一学季就开始了。因此,为了补上我的欠缺,我被安排学习老式的经济学入门课程。结果非常好,因为老师是Aaron Director。[原注:Aaron Director(1901~2004),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Milton Friedman的夫人Rose Friedman的哥哥,在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发展中起到核心角色的作用。他于1958年创办了《法经济学期刊》,由他与Ronald Coase共同编辑。他发表的文章的确不多,但就如其同事George Stigler曾言:"Aaron大部分文章是署其同事的名字发表的" 。]他是个从未发表过任何重要东西的人,但他非常有影响力。他其实就是那个与Milton Friedman等人一道,把Frank Knight、Jacob Viner和Paul Douglas的相当折中的第一芝加哥学派转变成第二芝加哥学派的人。我猜想还有Gary Becker等人。我们现在已经处于第三芝加哥学派。我那时候身处其中,纯属偶然。我发现了我喜欢而且擅长的学科。对于既对统计学、分析、计量感兴趣,又对人和政策感兴趣的人来说,经济学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学科。因此,我就成了其中的一名好学生。

Samuelson在芝大的老师

法经济学创始人Aaron Director


Horn: 但有了那些兴趣,您也可以转向政治学或社会学呀。所以说经济学实际上只是个巧合喽?


Samuelson:确实如此。我只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来到了芝加哥。我鬼使神差地喜欢上了这门学科。在我念高中的那几年里,我甚至没想到过经济学。在我父亲的书房里,有一册属于哈佛经典读物系列之一的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节略本。我甚至没注意到它放在那儿。我只是瞄了瞄该著名系列读物的其中两部:一部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集译本,它帮助我在拉丁文考试中作弊;另一部是本小说。我醉心于经济学并非出于我的天生喜好。但Aaron Director布置我学习瑞典经济学家Gustav Cassel所著的一本著名高阶读物中有关价格体系算法的章节[原注:这本书就是Gustav Cassel的《社会经济理论》(1923年)。],这件事很重要,它表明了巧合和机遇的重要性。那是他对Leon Walras一般均衡的剽窃。看到自己所学数学知识能够派上用场,令人激动。然后我认识到自己的数学知识不足,因此我就在芝加哥花时间恶补数学。


Horn:所以在您学习必要工具的过程中,芝加哥大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Samuelson:啊是的,而且难能可贵的是,我就读的芝加哥大学是当时世界上新古典经济学最出色的地方。但那并不意味着它是世界上最适合理解大萧条的地方。大萧条不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在我家附近的印第安纳州北部和伊利诺斯州,几乎每家银行都破产了;我哥哥挣来准备上大学的钱几乎丧失殆尽。我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无法对此给出合理的解释。我对这件事很敏感,对这种矛盾很敏感。简言之,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工作。而那三分之二有工作的人不会跟他们来换。那三分之一没工作的人会很高兴跟他们来换,或很高兴哪怕工资少些也干。但他们当然无法做到。想要用布置给我学习的经济学教科书里的陈旧工具来处理这种不均衡体系是不可能的。于是,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芝加哥,我完全是运气好。


大萧条时期的儿童


Horn:那是怎么发生的?


Samuelson:原因是我获得了一笔新设立的特殊奖学金,它可支付我全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费用,但我无法继续留在我起步的地方。我的所有良师,所有著名的人,像Frank Knight、Jacob Viner、Paul Douglas、Henry Simons,他们全都说我应该去哥伦比亚,而不是哈佛。在哥伦比亚,有更棒的统计学,有Harold Hotelling,还有制度学派论者Wesley C. Mitchell。但我没太听我的师长们的建议。我选择了哈佛,主要是因为我认为它会是像个美好的新英格兰小村庄,有一座白色的教堂,有个好的图书馆和满满的绿茵。然后,当我上了电车跨过这儿的河流来到喧闹的哈佛广场时,我感到相当震惊。在我一生中,如果我的哪个决定一开始看起来就是错误的话,我会立刻改变。但幸运的是,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由于希特勒的野蛮残暴,许多人去哈佛避难,因此哈佛那两年的发展是比较兴旺的,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是那个入学新生班里基础最好的一个学生,我远远超出了其他人。我是个有点鲁莽的年轻人;在我的教授出错时,我会纠正他们。我在哈佛攻读博士时已陆续发表文章。


Horn: 是不是从一开始学经济学的时候,您就清楚自己以后将走学术的道路?


Samuelson:不,我不清楚。你知道,我来自一个犹太传统的家庭,但我们对犹太教旨的遵守并不是那么严格。例如,人们知道,你可以要多聪明有多聪明,你可以学好化学,但你得不到杜邦等大公司的工作机会。路归路,桥归桥。到处都有某种程度的反犹主义,但芝大要比哈佛或普林斯顿好一些。结果,这给了芝大一定的垄断优势;他们能够得到其他院校不想要的人才。因此,我不能说在芝大读大一时头脑里就有了从事学术的想法。在那个时候,我大概会像我哥哥那样尝试成为一名律师。那是一条更寻常的途径。然而,一旦我逐渐熟悉了发表文章之道,我就知道我会有一份好工作,虽然我不知道在哪儿。


Horn: 说说您在哈佛的日子?


Samuelson: 我在哈佛度过了五个美妙的年头,尤其是以研究生的身份,那意味着我没有任何职责。我获得诺贝尔奖的大部分研究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做的。学校不允许我为学位而研究,其实我也不需要那样做。于是,在那段工作期限之后,我成了哈佛的专任讲师,并且得到了MIT这边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邀请。在此期间,我结婚了。我的妻子是一家小镇银行老板的女儿,她是一个WASP。(编按:WASP,即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简称,是指盎格鲁-撒克逊裔的白人新教徒。WASP是历史上构成美国精英阶层的主流族群。)我们说,好啊,这将是一场考试,我们来看看哈佛能不能赶上MIT开出的条件,甚至给出更好的待遇。他们没有动作,因此我们就顺河而下,走了三英里。我始终在哈佛园三英里范围之内,而且我现在还生活在离哈佛园三英里的地方。在那时,作为一所工程院校,MIT的经济学系并不出色。但我不需要聪明同事们的刺激;我知道我是个自我驱策的人。而且,我仍然拥有我所有的哈佛朋友和那上佳的哈佛图书馆,这很重要。我在婚姻中非常幸运;她既聪明能干,又通情达理。实际上,她一度曾是Schumpeter的助手,是Wassily Leontief的得意门生[原注:他的第一任妻子是Marion Crawford (l9l6~1978),她也是一位经济学家,他们在剑桥相识。1981年,Samuelson再婚,妻子是他曾经的学生Risha S. Eckaus。]因此,总而言之,我总是少劳多得。我之所以少劳是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是在工作。如你所见,我92岁了仍在干着。


哈佛图书馆的阅览室

Horn:您是如何成为凯恩斯主义者的?


Samuelson:人们对经济波动的分析无法让我满意。顺便提一句,"宏观经济学"这个词当时还没有呢。但正统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声称的"宏观经济学"指的是:全面永久失业是不可能的;萨伊定律普遍成立[原注:萨伊定律以法国经济学家Jean-Baptiste Say (1767~1832)的名字而得名,该定律认为供给总是创造其自身的需求。该"定律"关注的是供给的条件,而非如凯恩斯主义者那样关注需求。];而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中,可以证明总是存在一个根(原注:这意思很简单,即用数学来描述经济的这一系列等式是可解的,因此这样的均衡事实上确实存在。)。但非均衡的体系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主题。在我就读哈佛的第一年,Keynes的《通论》出版,我们在发行之前就收到了书。我读完这本书之后,并没有立刻皈依Keynes门下。

Keynes夫妇

Horn:这本书不好读。


Samuelson:是的,实际上,如果你只看文字,它并非完全前后连贯。但从实用角度来看,我说过它是城里最好的脚踏车,你不可能等到一本比它更好的。也许我们不知道它的微观基础是什么,但它确实解释了(当时我在芝大念大二):罗斯福总统就职,然后跟希特勒当时一样,花了数十亿美元来推行他的"新政",而且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这到底是为什么?(原注:罗斯福于1933年成为美国总统。"新政"是一个政府干预计划,其目标是重振经济,同时向穷人和失业者提供救济,并为银行业务系统制订新的规章制度。)我理解这一点,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我曾在印第安纳州加里镇亲身经历过。我对股票市场有一定的兴趣。我曾帮助我大一时的数学老师挑选股票,多数股票在1929年大崩盘后跌得很惨。我的信仰来了180度的大转弯。我真的很感谢达尔文或者主宰宇宙的任何人,没有让我陷在芝大。我原本会错过芝大人不相信的垄断竞争革命;我原本会错过芝大人也不相信的凯恩斯革命;我原本会错过经济学的数学化,虽然其中一些甚至就发生在芝大。我是幸运的。当我来到这里,来到MIT的这个并不出众的经济系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箭在弦上,一部分政府资金需要被花在计算机上,花在雷达上,秘密地花在原子弹上,不一而足。因此,MIT当时是85%的工程背景。现在它大概只有15%的工程背景。无论潮流在何处上涨,我都幸运地赶上了。


Horn:您的同事们情况怎么样?Milton Friedman不是您最重要的论辩对手之一吗?


Samuelson:哦是的。Milton Friedman和我从一开始就被称为两极,但我们努力保持礼尚往来和相当友好的状态。Milton Friedman在其一生中从未犯过错误。那是很了不起的,不是吗?他是你能遇上的最聪明的家伙。但我不认为他能认识到自己一生中犯过的大量错误。我想世上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读完了Milton Friedman的每一篇文章。我总是觉得,我从敌人那儿学到的要比我从朋友那儿学到的更多,因为我的朋友和我已经并驾齐驱。我对Milton Friedman开的玩笑实际上大多是深层次的实话。有时候,我说他的智商是如此之高,以致他忘了防备他自己。他审视自己的工作并感到满意。然而,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实际上在生活中上错了车,那就是场悲剧。



Milton Friedman,Samuelson一生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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